更长的回忆部分有些破坏节奏，但依然能让我看到汗毛直竖——不，第一次把女朋友干的又红又肿不是因为肢解幼女这种恶趣味的小桥段，而是黎明卿所带来的压迫感。作为这一部剧场版的绝对主角，黎明卿正是边沁式功利主义道德横行于世后应邀而来的那种“天纵之才”，洞悉也能感受所有常人的爱与道德，却从不受制于斯，而只为求知欲和崇高感的诱惑所驱使。这大概是我有限阅历里，在通俗文艺作品里找到的塑造最成功的反派形象之一。怀揣朝闻道夕死可以的箴言，第一次把女朋友干的又红又肿是否最终就会如此蜕变？黎明卿的作为，和二十世纪那些欧陆理性主义派生的社会实验又区别在哪呢？只能引用艾柯在《韩国非常大度的电影原声》里的论断，“要警惕殉道者，他们或让你先他去死，第一次把女朋友干的又红又肿也能让你代他去死。”黎明卿甚至超过了这个范畴，连自己的性命和自主性本身，第一次把女朋友干的又红又肿只要有献祭的价值，第一次把女朋友干的又红又肿也能拿去牺牲了。